心为太极的生生旨归：邵雍先天易学的生命哲学探赜八卦对应方位

　　邵雍是先天易学理论体系的创构者，其哲学研究间满盈着对生命的来源、本质、目的和意义等一系列生命哲学核心范畴的诠释。他以数学思维衍发八卦生成与《先天八卦次序图》，生命的起源程式也在由数而演象八卦间逐渐显具，并在万物生命有机交联的进路中确立了人灵于万物的地位，又以《先天八卦方位图》阐明了其阴阳交互、相反相成的生命哲学理念和身易对应、天人合一的身体观。而身心相分，生命的本质内核是心非身，且心与宇宙同构变化，心既是思维认识的源头也是太极本身，这就使得圣人之心成为本体之在。他在《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中观悟宇宙与人类社会历史，在高扬人能动性的基础上采取了温和决定论的生命态度，在工夫论层面则通过洗心由“以我观物”达“以物观物”的境界，实现“观物之乐”，从而复归“动静之间”的太极之处。

　　作者简介：姚凯文，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易学哲学与中医哲学研究；张其成，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创院院长。

　　邵雍（1012—1077）是北宋著名哲学家，他一生经历过数次至亲离世，在哀恸思念的同时也触发了他对生命哲学沉思，加之其晚年体弱多病，身心长期受到病魔摧残，因而对生命哲学产生了更深层次的感触与独特思量。另外，《系辞上传》有言：“生生之谓易”[1]。生命哲学正是易学产生发展的启程点与探索追求的落脚点，易学是邵子哲学体系的核心，其先天学研究间也满盈着对生命哲学的关注与探讨。邵子也是易学哲学研究跨不过、绕不开的关键学者，学界有大量邵子研究的优秀成果，但鲜有专门文献对其生命哲学进行深入探讨。在相关文献中，大部分学者也仅从诗学、美学角度着重分析邵子诗文，以探索其生命境界，或者仅就其著作及其后学研究文本进行生命学说的勾连阐释，显然缺少了对邵子先天数、易学等思想资源的透彻琢磨，以至于迷失了对其生命哲学体系的宏观把握。因此，从邵子先天学入手逐步分析其生命哲学思想就显得十分重要且必要。

　　张其成先生认为：中国哲学是“让人们获得终极关怀和心灵提升的智慧乐园”[2]。而儒家、佛家、道家均在其理论体系内部专门辟有对天人关系、生命主体本质、生命修炼等等问题的大量论述，均集中于对生命话题的哲学思考。因而生命哲学作为中国哲学的重要研究主体之一，其研究与发展既能满足人们获得终极关怀的志愿，又能达到身心提升的宗旨。实际上，生命哲学不仅仅是一种局限于对个体生命进行深刻注视的理论，而且更是一门需要把研究视域放到人类社会、自然世界、宇宙大化运行规律中，以整体观点探求生命价值的哲学理论。而“先天学”与“后天学”是邵子提出的易学术语。学界一般认为其先天图式是受陈抟一脉传承所得，《宋史》载朱震语：“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3]。其子邵伯温也在《易学辨惑》中写道：“图亦非创意以作……先君之学虽有传授，而微妙变通盖其所自得也。”[4]诚如其言，即使以现代易学哲学研究视角来看，邵子先天学理论学说也是自成体系、独出机杼的，其中更是蕴含着他对生命哲学的格外重视与关切。因而应当以邵子先天易学研究为线索，在其学术脉络中系统性剖析邵子对生命的来源、生命的本质、生命的目的和意义等一系列生命哲学核心范畴的总体性理解与诠释。

　　邵雍主张由数生象，他将数学原则一以贯之，把天之变数与地之化数由简到繁以滋育万物生灵，以数与数交媾化生的“宇宙代数学”(1)[5]方式诉说了生命的起源奥秘，构建了别具一格的先天学宇宙生成论。数及其变化是邵子八卦生成理论的核心基点，由天地之正数（在非零的自然数范围内最小的奇数一与最小的偶数二）可以推演出小衍大衍之数、小成大成之数、九六筮法之数以及乾坤卦爻正策之数等关键蓍策之数。同样，邵子也以数来表象万物生命的盈虚消长之数，描述八卦生成过程：“太极既分，两仪立矣。阳下交于阴，阴上交于阳，四象生矣。阳交于阴阴交于阳而生天之四象，刚交于柔柔交于刚而生地之四象，于是八卦成矣”[6]。太极生天地之正数，两仪为一奇阳与二偶阴，四象为两仪之阳阴上各生奇偶，而四象之上再各生奇偶，成为三爻之八卦，因此“三才略具，而有八卦之名矣。其位，则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7]。邵子《先天八卦次序图》从此分明（图1）。八个三爻卦分别可以看作天地人物象的象数符号化表达，而其生成过程又遵循一定的顺序规定，因此生命的起源进路也在由数而演象八卦间逐渐显具。

　　八卦当然不是易数推衍的终点，其仍可以继续按照各生天地之正数“加一倍法”(1)的方式生成六十四卦：八卦三画卦之上各生奇偶，生成十六卦四画卦，十六卦四画卦之上各生奇偶，生成三十二卦五画卦，三十二卦五画卦之上各生奇偶，则成六十四卦六画卦。由乾卦、夬卦再到剥卦、坤卦的六十四卦次序也由此在《先天八卦次序图》之上生成。但六十四卦也并非穷极，六十四卦六画卦之上仍能再生一百二十八卦七画卦，一百二十八卦七画卦之上仍能生二百五十六卦八画卦，以至十二画卦，至二十四画卦……虽未见其用处，然亦足以见易道之无穷矣[7]。八卦形成与天地万物生成的过程是互为表里的，动植通数也依八卦之数推演而来：

　　以太阳、少阳、太刚、少刚之用数唱太阴、少阴、太柔、少柔之用数，是谓日月星辰之变数。以太阴、少阴、太柔、少柔之用数和太阳、少阳、太刚、少刚之用数，是谓水火土石之化数。日月星辰之变数一万七千二十四，谓之动数。水火土石之化数一万七千二十四，谓之植数。再唱和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之变化通数二万八千九百八十一万六千五百七十六，谓之动植通数[6]。

　　邵子先天易学把天地也统筹进万物范围之中，他把天之变数称为动数，地之化数称为植数，天地（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也是有终始之数的物，也就是“以天地观万物，则万物为万物，以道观天地，则天地亦为万物”[6]。因此邵子始终并重关注着天地人三才，并不仅局限于鲜活的生命，其易学境界也就真正通达“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1]的宗旨，这也为其“观物”之“物”的界限奠定了基础。尽管其中的动植通数是虚指，但是以数言说万象生发的过程体现了邵子生命起源的象征过程观念和万物生灵生命交联沟通的整体思维，也表现出其对万物生灵生命的含纳、重视与体贴。

　　需特别留意邵子先天学宇宙生成论中对人之地位的具体阐述，因为它直接决定了邵子整个哲学体系的总体立场。清晰判定这一问题，有助于破除自宋代以来民间流传的刻板认知，即认为邵子只关注天道运行和占卜筮法，且这种认知在流传过程中不断被深化与神化。并且在官方编制的《四库全书总目》中，“陈抟—邵雍”一脉被分判为“象数派—造化宗”。顾名思义，造化宗意指强调穷极自然造化之理，进而导致易学“遂不切于民用”[9]，这些判断都导致了对邵子哲学立场误解的进一步加深。但实际上，仅在《先天八卦次序图》及其相关理论中，就多次呈现了邵子对人及人事的关注。在《首尾吟》中，邵子赞《易》而沉思道：“八卦小成皆有主，三才大备略无遗”[10]。邵子亦以动静为天地之始，并把人置于三才之一的地位。邵子说：“夫一动一静者，天地至妙者欤！夫一动一静之间者，天地人至妙至妙者欤！”[6]超越动静本身的“一动一静之间”(2)也已蕴含三才之道。三才就是天、地、人，而人是万物生命的代表，邵子将生命分为走、飞、草、木四类，其中人属于走类，“万物之灵”[6]。人能用目、耳、鼻、口收万物色、声、气、味以目、耳、鼻、口之用体色、声、气、味之体，因此在邵子易学中水到渠成地占据重要地位，他专门提到人“灵于万物，不亦宜乎”[6]。

　　与邵子同时代的哲学家周敦颐也曾提出：“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3]的类似思想，但其目的在于导向“中正仁义”以求达“诚”而致“立人极”，是强调儒家伦理教化的路径。而邵子则言：“人亦物也，圣亦人也……谓其能以一心观万心，一身观万身，一物观万物，一世观万世者焉。”[6]人即万物而出万物，心的思维是置于恢宏的宇宙万物生灵生命之上的，其旨归于“物我一体”的观物取向。邵子与周子都重视人于万物中的地位，却开辟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分别为宋明理学的哲学发展奠定了两种范式。

　　《先天八卦次序图》可以以易学方式对生命来源问题予以阐释，然而在邵子的观念中，尽管生命来源借助数的演绎得以说明，但绝非数本身所产生。物物各有太极，生命的本质最终只能追溯至邵子的心易思想。

　　《说卦传》曰：“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1]向我们描绘了乾坤、艮兑、震巽、坎离四组具有对立性质的卦，但是并没有描述四组卦所对应方位，因此就为《先天八卦方位图》（图2）与《后天八卦方位图》相区分留存了相当大的解读空间。《先天八卦方位图》是邵子易学哲学主张立场的鲜明代表和集中体现，邵子认为《先天八卦方位图》乃伏羲氏所创，是以四正卦为乾坤坎离的易图，《后天八卦方位图》乃文王对伏羲易图的推算所得，是以坎离震兑为四正卦的易图。除了继承发展汉易卦气说的思想资源外，邵子也受到其易学师傅李之才卦变说的影响。观乾、坤、坎、离四卦“覆”后仍为本卦，因此邵子认为这四卦堪任四正卦，应当居于正位，而反观艮覆为震，兑覆为巽，震覆为艮，巽覆为兑，其卦均“变”。同时，邵子以卦象间阴阳消长关系为抓手，排列八卦间的方位关系并赋予其生命哲学内涵：

　　“数往者顺。”若顺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数往’也。‘知来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来’也。夫《易》之数，由逆而成矣。此一节直解《图》意，逆若逆知四时之谓也[6]。

　　“知来者逆”，即跟随左半边自震至乾阴消阳生，再到右半边自巽至坤阳消阴生的右行“逆天”路径可以体会到“天地之所阖辟，日月之所出入”[6]的昼夜交替、四时更迭与阴阳消息间关系的玄妙规律。正如《黄帝内经·素问》所言：“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11]暑寒昼夜的变化滋润万物生命的生长发展，是生生的重要环节，万物也应时而生、顺时而作，体现了天地化育生命的大德。“数往者顺”，即跟随自乾、兑、离、震、坤、艮、坎至巽的左旋“顺天”路径，再结合“动物自首生，植物自根生”[6]的生命出生进路，又可以明晰走、飞动物生命，草、木植物生命与阴阳消长的内在逻辑关系。也就是说，动物是自上而下、自乾至震、阳消阴生的路径，所以“阴生于上”，而植物是自下而上、自坤至巽、阴消阳生的路径，所以“阳生于下”。而本身在方位图中，乾阳在上，坤阴在下，“阳生阴、阴生阳，阳克阴、阴克阳”[6]，所以万物“反生”，这体现了邵子万物阴阳交互、相反相成的生命观。

　　万物繁多而精致，难以一一言说。邵子在万物中找寻到灵于万物的人，以此浑然天成的《先天八卦方位图》又进一步详尽地说明了人与八卦的关系。在《先天吟》中，他说：“天地与身皆易地，己身殊不异庖牺”[10]。在《观〈易〉吟》中，他说：“一物其来有一身，一身还有一乾坤”[10]。他把人身和易图加以比较联系，道出了人身体之内本身蕴含的易学奥妙，通过他的诗句也可以体会到邵子对庖牺氏仰观俯察作易的天人合一境界的深刻理解。邵子还把人的身体与天地之数相比附结合，提出“人之骨巨而体繁，木之干巨而枝叶繁，应天地之数也……体必交而后生。故阳与刚交而生心肺，阳与柔交而生肝胆，柔与阴交而生肾与膀胱，刚与阴交而生脾胃”[6]。的思想，详细地将人的身体有机组成部分与易学元素加以集合，并附之以阴阳刚柔的易学属性。学界普遍认为邵子受到了魏伯阳《周易参同契》学说的较大影响，况且《参同契》中的“乾坤”除了表示外丹炉鼎和内丹上下丹田外，本身也比喻“金丹练就的形象以及阳极盛和阴极盛之时的火候”[12]。《参同契》中的一些易学研究范畴不仅与邵子《先天八卦方位图》乾坤北南正位相符，也与《先天八卦方位图》中阴阳消息观相契合，基本上能够印证邵子对《参同契》思想的发微痕迹，同时也能体认出邵子对身易对应、天人合一的身体观的高度认同，也再次体现了其阴阳交互的生命哲学理念。

　　因此，道家学派常常秉持这样一种观点：邵子吸纳了道教的核心理论，特别是《参同契》所主张的内丹取向。王夫之在解读时，态度更为直接，他将邵子的先天易学理论简单归结为身与易的相融相摄，称其不过是因循黄老道家思想的“养生之琐论耳”[13]。但实际上，邵子的理论对后世道家哲学与道教义理的影响极为深远。比如宋末元初俞玉吾在《易外别传》中就继承发展了邵子先天图，概括邵子“身中之易”内涵，并专门作《天根月窟图》以象人体，其中“月窟在上，天根在下，而在人体中亦是如此，且往来于天根和月窟之间的是心，也即邵子的环中意，人体小天地即具备宇宙大天地之内涵”[14]。人正是要靠阴极阳生的“天根”的至妙契机来修炼得道的。尽管邵子的“身易”思想在后世有较大影响，但实际上邵子走的并不是“援儒入道”或“援道入儒”的路子，而是以易贯通儒、道，其意并不在于阐发“身易”而恰在于体悟、揭示先天学“心易”。

　　虽然邵子著作中有丰富的“身中之易”的理论资源，并且其建构已经能够囫囵地抵达以人见天的境界，但他显然不满足于道教修炼外丹内丹的窠臼，他说：“天虽不语人能语，心可欺时天可欺。天人相去不相还，只在人心人不知。人心先天天弗违，人身后天奉天时。身心相去不相远，只在人诚人不推”[10]。这首《推诚吟》在描述天人关系的基础上，完美诠释了身心相分的关系，也明确了邵子把“心”学放在更加本体地位的态度。因而后人也将邵子易学体系尊称为“心易”，明杨体仁也曾专撰《皇极经世心易发微》以深入阐发邵子心易思想。上文提到，数及其变化是邵子八卦生成观的核心基点，但邵子哲学显然不是想推崇毕达哥拉斯般的数本原学说(1)。在易数之上还有更加本源的存在——邵子说：“乾坤起自奇偶，奇偶生自太极”[6]。乾坤（指称八卦）生于数，但数并非终极源头，而是自太极而出的，这就在数之前设置了造化之本原的太极。

　　太极是什么？邵子说：“心为太极。又曰：道为太极。”[6]邵子以“心”与“道”分别指称“太极”是有其深意的。一言以蔽之：“道之道尽之于天矣，天之道尽之于地矣，天地之道尽之于万物矣，天地万物之道尽之于人矣。人能知其天地万物之道所以尽于人者，然后能尽民也。”[6]这句话系统了道所统天地物人的关系，即道（太极）生天地，天地生万物，而天地万物之道又于人道处统合，内化贯通于人并通过“心”表现出来。有学者认为：“‘心为太极’之说，与此后陆九渊‘宇宙即是我心，我心即是宇宙’的说法，几无二致”[15]。另有学者认为此说法值得商榷，因为“心学所谓本心……首先都是指道德理性，其次才因其道德意义而附带具有了实体意义上的本原的意味……（邵雍）本原之心，只具有生化意念的功能”[16]。但实际上邵子的“心为太极”也具有道德意义，须得完成“知道—尽民”的程式，这一用一先天之心观照万心，以一圣人推及兆人才能完成先天之心的心为太极之深意，尽管邵子并未明确在其哲学体系中强调道德意义的维度，道德却自然地圆融其中。另一方面，邵子的心也有思考、思维之意。孟子说：“心之官则思。”[17]荀子说：“心有征知。”[18]邵子继承了儒家一脉对“心”的认识，也认为“心”是人思考的本根，象数易学的推演计算也是人心内蕴的功能与产物。作为原初状态的“心”，或者摄三才万物之道“人心”，不是具体到每个氤氲物欲的私心、众心，而是抽象的、无思无为、静止澄明的“圣人之心”，其子邵伯温说：“天地之心，盖于动静之间有以见之。夫天地之心于此而见之；圣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也，亦于此而见之”[19]。所以“圣人之心”也可以在这一层面理解为“天地之心”。后文会详细展开邵子哲学中如何通过工夫论修养境界。

　　“心”和“道”都可以描述“太极”这一万事万物生生流转不息的规定性源头，即先天图的“环中”，亦即蔡元定《经世衍易》图中的“一动一静之间”。这个源头是一种包罗万物、三才兼备的蕴含状态，或者也可以说“心”“道”和“太极”皆是描述“动静之间”的同义语。“心”之广备正如邵子所说，“室中造车，天下可行，轨辙合故也”[6]。古时只要把门关起来精细地制造每个车的零件，再拿到外面去组合起来，就能够达到随处皆可“轨辙合”的境界，“圣人之心”所生发的“零件”都是具有普遍法则性质的。这与康德所提出的道德律令(1)很类似，两者都是从主体内部出发向外延申，但先天易学在“到达了本体的境界之后，不必再刻意去做无心的工夫，而能自然合于道德法则与精神境界的要求”[16]。邵子的先天图式之“心”或“道”或“太极”本身就是完满的“一”。邵子心学本体论的建构彰显了其对生命本质的觉察——生命的本质内核是心非身，且心与宇宙同构变化，心既是思维认识的源头也是太极本身，这就使得“圣人之心”超越形下层面，成为本体之在。

　　《四库全书·子部术数类·皇极经世书提要》中曾评价邵雍之学“虽明天道而实责成于人事”[6]。邵子虽在推演天道方面造诣极深，但他从未放弃对人道的眷注与关怀，在先天学创见之中也隐含其对生命意义的理解。

　　“八卦相荡，为六十四。”[10]“八卦相错者，明交错而成六十四也。”[6]邵子通过对《先天八卦方位图》的“相荡”“相错”，分别推导出《先天六十四卦方图》和《先天六十四卦圆图》，后者又把前者包容起来，形成《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此图可以说是邵子先天易学中的精华要旨。邵子解释此图说：“圆者六变。六六而进之，故六十变而三百六十矣。方者八变，故八八而成六十四矣……盖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故犠、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范》也。”[6]而三百六十象一年历数（时间），六十四象地理四方（空间），邵子用河洛数文说解读方圆图，意为天地圆融相涵，浓缩图如图3所示。

　　朱熹《周易本义》的卷首载此方圆图，反映朱熹对邵子易学研究及其理论的认可。他沿用邵子的时空观解释说：“圆图象天，一顺一逆，流行中有对待，如震八卦对巽八卦之类。方图象地，有逆无顺，定位中有对待，四角相对，如乾八卦对坤八卦之类。此则方圆图之辨也。”[7]圆图象征事物以时为序万物运转流行过程，反映宇宙循环推移的规律，方图则象征事物空间方位的阴阳关系，反映万事万物各有对待的规律。总之万事万物的具体消长状态与“西北东南”定位都能在这样一个大全的时空架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邵子又依据《先天六十四卦圆图》用元、会、运、世为计量单位制定的“皇极经世”的宇宙周期历史万年历，皇极经世意为按照三皇所定法则，以阴阳消长历理为原则，观测天人变化以处世。其一元是十二万九千六百年，象征人类社会的周期性终始之数，一元之中亦有元、会、运、世，穷则变，变则生，生生不息。邵伯温又对元会运世说配以十二消息卦解释，并著《经世一元消长之数图》，概括性诠释了皇极经世说的易学思想。通过对邵子《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的观悟，就可以如同庖丁解牛般借以阴阳关系观察洞悉到宇宙万事万物每一时刻的天文、地理与人事演进过程。这种全知之心易反映了邵子独特的社会历史观：历史是整体的，有规律可循的，是圆圈式往复连续周流的，也是先天决定好的，而我们所生活的周遭世界也只是宇宙大周期的一元之数，是有生有死的，所有生命也都是有其生死变化定数的。

　　虽如此，邵子也没有因为达到了“庖丁解‘命’”的境界，就失去对生命本身的尊重与警惕，仍是“每至于族”“怵然为戒”[20]。对待生命，邵子是“纠结”而又明确的，虽然他把庄子的“庖丁解牛曰‘踟蹰四顾’，孔子观吕梁之水曰‘蹈水之道无私’”[6]的道家般超然无私的生命气象称为“至理之言”。但同时他认为他说：“从天下事易，死天下事难；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难。苟能成之，又何计乎死与生也？如其不成，虽死奚益？”[6]因此他并不是片面采取道家或者儒家生命观立场，有学者评价道：“邵雍之学具有一种看似矛盾而实则统一的品质，即它一方面带有深刻的命定论色彩，另一方面又极重主体及其认知能力”[21]。的确，邵子在“纠结”中明确了“唯变所适”的易学态度，认为“天道有消长，人事无固必”[10]“事既不同时又异，也由天道也由人”[10]。邵子著作中的人事不仅是指人世间包括死生在内所发生事件的总和，也包含人体气质的周流和天人一道的旨趣，他既强调了人事发生、发展偶然和难以把握的特点，又重申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于人事的积极作用。显然，从邵子历史观层面来看，其《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模式不是强硬决定论的生命观。另据邵伯温著《易学辨惑》所载：

　　前此横渠先生自关中被召还馆，过洛见先君。值感疾，横渠诊其脉曰：“先生脉息不亏，自当勿药。”仍问先君曰：“先生信命乎？载试为先生推之。”先生曰：“世俗所谓命者，某所不知。若天命，则知之矣。”横渠先生曰：“既曰天命，则无可言者。”[4]

　　张载来探望生病的邵雍，并想为其推算命理，却被邵子严正拒绝了。在邵子看来，有消长的事物也会有终始之数，单个人类在社会中是渺小的，一个共时性存在的社会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也是渺小的，单个人类文明在宇宙世界中是渺小的，整个人类文明的“一会”之期在宇宙大化历史中也是渺小的。卜筮个体世俗生命的消息是邵子所不屑钻研的，其先天易学也致力胸怀于宇宙化生的天命。一旦对个体生命的得失进行计算衡量，就难免患得患失，极易身陷“以我观物”的桎梏之中。因此，邵子把《论语》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17]尊为洗心不二法门。

　　邵子不囿于世俗之命，但“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6]。邵子治学除了以宏观人类社会历史来阐明生命之谓，也从来都没有舍弃对微观个人生命境界的思考。他依据《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的易学理论，提出“观物”的概念。其《击壤集》序中曾载：

　　观物之乐复有万万者焉。虽死生荣辱转战于前，曾未入于胸中，则何异四时风花雪月一过乎眼也？诚为能以物观物，而两不相伤者焉，盖其间情累都忘去尔[10]。

　　追寻“观物之乐”的精神境界便是生命重要的目的与意义——在明晰宇宙与人事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性基础上，冷静观万物，不以物喜悲，关乎自身死生荣辱的大事也如同过眼云烟一般，即使象数之学有不理解的地方也不能费心曲解，摆脱浅薄情感对心的干扰，从而“油然产生一种‘物我一体’之感”，在体会自身“乾坤”中超越自身，克服私欲之心以修养“圣人之心”，进而由身易到心易达“以物观物”的境界，就是“观物之乐”。邵子以以物观物的思维打破固有的“以我为主”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也可以被概括为“洗心”，邵子说：“人多求洗身，殊不求洗心。洗身去尘垢，洗心去邪淫。尘垢用水洗，邪淫非能淋。必欲去心垢，须弹无弦琴”[10]。萧统的《陶渊明传》记载了无弦琴的内涵：“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22]无弦琴描述了陶渊明不拘世俗、不囿物我的心态，实际上是“物我两忘”意向的集中体现，须得在以人与我都是物的视角对物的反观中，遣去“我”的执念的方式去洗心、去垢才能够明晰世间一切“至广、至远、至高、至大之事而中无一为焉”[6]，进而通达“穷理尽性，以至于命”[6]。明晰世事、性命也就可以洞察到自然变化，也就是《吕氏春秋》中提到的：“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23]。把握自身与自然相处的距离与界限，从而也为间接地实现了保全长生。同时，“洗心-观物”也是相辅相成的，洗心是观物的内在要求，如果固持私心就压根体会不到观物之乐，而体会观物之乐则为修心、养心提供正反馈。促使“我”心进一步修养以达到“圣人之心”的境界，也即复归“动静之间”的太极之处。以此，生生之意在心为太极的图景下徐徐展开。

　　作为开创先天易学研究领域的首位哲学家，邵雍先天学中蕴含的生命哲学思想展现了对宇宙万物和生命的深刻洞察，又为后人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思考视角和精神指引。

　　首先，邵子首次建构了先天易学体系，创新了生命哲学的研究方式。他以先天易学研究对生命的来源、本质、目的和意义等一系列生命问题进行了哲学反思，而易学本身就是一种“生生”之学，通过对具体生命问题的哲学反思，又反哺了其先天易学体系的“生生”之意，也就在对生命的体悟分析中自然而然过渡到宇宙论与本体论层面。

　　其次，邵子创新了生命哲学的研究内容，提出了许多富有心学色彩的观点，影响了程颢心学理路的创构，客观上开辟了宋明心学的理论先河。通过对邵子生命哲学的理论内涵与学术影响研究，能够分析出其哲学理论在宋明理学中起到的转向性作用。同时，邵子发明了“以物观物”的工夫境界论，为佛家“心迹之辨”做出了独具匠心的理论回应：“作为佛教本原的‘心’是靠不住的，建基于此‘心’的观物之法——‘以我观物’‘观之以心’难以实现对世界的真知。这一困难的消解有赖于新的观法，那就是‘以物观物’‘观之以理’”。邵子的哲学体系在落实层面上突出体现为对“观物”之法的重视，说明了其哲学以心之本体推天道，进以明人事的思想价值取向。

　　最后，在既往的学术研究脉络中，邵雍哲学体系内的生命哲学维度常被简单视作其庞杂哲学架构中的一个分支内容，而并未以生命哲学的视角对其哲学体系进行整体把握。事实上，邵雍构建的先天易学体系中每一处理论架构与逻辑推演，皆应被视作生命哲学的指向性书写。譬如牟宗三、方东美等诸多中国哲学家研究领域的大家，都秉持中国哲学是生命哲学这一观点，尽管学者们对于中国哲学及生命哲学的具体内涵、指向可能不同，但他们的目的都在于试图以生命哲学为抓手，为中国哲学找到一个用于与其他哲学所区分的鲜明特征和关键线索，从而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研究中国哲学的“中国方案”。基于此，对邵雍生命哲学展开更为深入全面的研究具有重大理论价值与学术意义，这将为我们理解中国哲学的独特价值提供新视角，并为中国哲学的传承与发展提供强支撑。

　　[4]邵雍.邵雍全集：卷5[M].郭彧，于天宝，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28.

　　[6]邵雍.邵雍全集：卷3[M].郭彧，于天宝，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757.

　　[10]邵雍.邵雍全集：卷4[M].郭彧，于天宝，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304.

　　[15]宋锡同.邵雍易学与新儒学思想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92.

　　[20]郭象.南华真经注疏[M].成玄英，疏；曹础基，黄兰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69.

　　(2)蔡元定曾依照邵子“天，生于动者也。地，生于静者也”（《邵雍全集》，第3卷，第719页）的说法著《经世衍易》图：以“一动一静之间”为太极，以“动”“静”为两仪，以“阳”“阴”“刚”“柔”为四象，以“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少刚”“少柔”“太刚”“太柔”为八卦，每一要素均可以动静象之。详见孙奇逢.理学宗传[M].江苏：凤凰出版社，2015。

　　(1)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毕达哥拉斯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数，不同的数字有其先验内涵，比如数字“1”代表了数字的第一原则，是万物之母。